引言
科技思考:数字经济的增长理论主要有哪些？总的来说，本文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概念的内涵与特征出发，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归纳为数字经济增长理论、数字经济的创新赋能理论和数字经济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后续理论框架构建和研究假说提出提供了宏观层面的理论基础。
数字经济的增长理论概述
“数字经济”这一术语自一九九六年塔斯考特提出以来，大致历经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新经济三个阶段的演化。按照生产技术自然属性的角度予以定义，农业经济表现为以耕地和人口为基础的劳动经济，工业经济表现为以占有和分配资源为基础的资源经济。
而数字经济则表现为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效率为特征的信息经济。虽然数字化的生产技术往往会融入到现代化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环节中，容易界定不清其所在边界，但是，只要这些生产活动中决定其生产率高低的是数据信息和数字化技术的，就应该划分为数字经济。
“四化”框架从生产要素、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全面而系统地囊括数字经济的内容，为数字经济的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产业增长是经济学领域重点关注的内容，本文就是从生产环节的产业数字化角度展开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制造业增长质量的机理分析。
从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出发，剖析数字经济的增长理论。揭示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率等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机制。内生增长模型进一步在索洛模型基础上提出技术进步变量由外生转向内生，技术进步带来资本和劳动力边际报酬稳定增长。
由此，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被逐步放宽成规模报酬递增。在数字技术三大定律的作用下进一步拓展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边界。首先，相较于工业经济标准化生产创造的价值，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变革通过消费需求发现和商业模式拓展使服务这一非制造性生产衍生出更高的附加价值。
并且这一部分价值不断占据主导，由此拓宽传统“生产”的概念，既包括标准化生产价值的同时，还要包含非标准化服务创造的价值。数字化消除时空错位信息不对称、减少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降低要素配置领域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创造实现工业生产价值重塑以及价值创造。
数据价值化将推动传统产业加速迈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挖掘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潜能，对经济发展展现出巨大价值。比如，数据能够助推农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重构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数据能够推动改变产业运作模式，推动工业生产革新；数据同时丰富了服务业的应用场景，推动服务业纵深发展。
其次，从要素结构来看，数据这一全新关键要素的融入，重构了生产要素体系进而拓宽着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边界。数据通过多种方式融入传统生产要素后，使得各要素的边际报酬增长速率比内生增长理论中更高，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叠加和倍增效应，从而改变投入产出关系。
比如，数据只有与劳动要素融合方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同时，数据也能有助于提升劳动、资本、人才、知识、管理和技术要素的质量和效率。大数据基于连接能力、智能能力以及分析能力三个维度赋能制造业发展，产生价值净创造效应。
数字信息或产品的网络外部性使生产的边际成本具有“长尾效应”，生产对应的消费需求也具有“长尾效应”，两者叠加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并存的生产状态，至此制造企业由大规模生产转型规模定制模式生产。在人类技术进步过程中，每一次通用技术革命性创新都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九六二年库恩首次提出范式概念，范式的提出给社会科学家群体提供了一个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规则和技术的总括。佩雷斯进一步地阐述出“技术－经济范式”，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纳入新的范式中。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是探析技术革命在一国的演化过程及动力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的经典理论。
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在“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中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影响新要素投入和资本深化影响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体则体现为要素投入增加、要素生产效率改善以及技术溢出会带来的制造业行业资本投入生产效率的提升。
一是数据新要素的投入。胡贝贝和王胜光的研究尝试通过对新技术条件下生产函数的解构，认为数据同时具备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三大核心特征：生产成本持续下降、接近无限的供给能力和广泛的应用发展前景。
二是资本的深化。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以及新基建战略的推进，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之下，信息技术进步神速，数字产品的供给和数据的复制、传播的成本呈现大幅度下降，能够在较长时间段内无限供给给各类生产者和消费者。数字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持续驱动着传统制造业的变革转型，最终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制造业行业的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然而，随着国内中间产品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产量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对国际中间产品产生替代效应，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的规模增长出现了拐点，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倒“U”型下降发展趋势。
数字化助推制造业全球产业链链主的数字垄断和数字贸易壁垒以及不确定性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对世界格局及制造业参与世界经济方式进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并于2020年五月做出“推动双循环，构建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选择。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发展曲线不仅体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结构调整、增速放缓的内在规律。
也展现了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转向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导向。由此，结合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下中国双循环经济发展背景拓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规模－结构”双维度理论体系为“规模－结构”与“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四维度理论体系。
具体内涵理解为：在内循环的经济体中，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制造企业绩效提升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并二者互为支撑；在外循环的经济体中，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为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业升级，这其中价值链升级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倒“U”型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并二者互为支撑。
